記得對馬尼拉的印象,是來自於大三時,友人邀我去西門町真善美戲院,觀賞日本導演四乃宮浩(Shinomiya Hiroshi)所拍攝的紀實片《悲憐上帝的孩子》,拍攝時間為九月,紀錄大馬尼拉市邊緣地區兩座垃圾山下生活的一群貧民。

兩座山日日源源不絕的出現新的、大量的「產物」,數萬人終日在腐壞的廢棄物、食物、蒼蠅間,尋找可用、可換取的謀生能源。

居身之所是幾片木片搭擅的組合,最豐盛的晚餐不過是白飯配鹽巴,新生兒因不明原因畸形的比率高得嚇人。

可即便這麼貧瘠的處境,還是有個畫面,敘述一大家子人圍在一起做感恩禱告;我可以感受到那份感恩的真誠,卻無法理解這樣的光景下,「感恩」二字要如何說得出口,起碼我明白自己是說不出來的。

九月份一場颱風,垃圾山崩塌了。上千人被壓死在垃圾流裡,泥濘的氣候,加重了搶救的困難,當居民哀嚎著看到挖出的屍體時,屍身早以驚人的速度腐爛到完全無法辨認的地步;黑壓壓的一團,分不清是血肉,還是垃圾。

悲劇發生,日子還是得照過,居民們還是不顧崩塌的危險,繼續在山裡拾荒。政府有鑑於此,禁止垃圾車繼續來到,山腳下也圍著警戒線不准居民跨越。但對這些拾荒人來說,沒有垃圾來源才是真正的悲劇。他們唯一的滿足、快樂,就是早上醒來,能繼續到山裡「上班」,溫飽一日,如此而已,別無多求。

走出戲院,我問朋友幹麻拉我來看這種悲戚的寫實片,他說他有朝一日要能幫助這樣的人,我是學商的,立刻反問道該怎麼「做」。我記得他沒給我甚麼「聽起來偉大」,甚至可行的方案,支支嗚嗚讓我覺得很不切實際,後來說了一些話,造成從那時起,朋友就覺得我是個「市儈」的人物。

「這些人需要的是教育,觀念的改變,不是救濟」我記得自己是這樣的說道「你先想好你的方向,再想想這些事情吧!」

可是等我後來當了業務,親自去了馬尼拉後,我才知道連這個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。無論是甚麼資源往這裡傾注,最後都被無孔不入的貪污機器榨得一乾二淨。根據我第一個菲律賓同事的現身說法,他和他所有認識的菲律賓人,三十多年來「從來沒有」遇過不貪污的警察;數十年來,想改變這塊土地的人、團體所在多有,但馬尼拉的市容還是維持二十年前的老樣子,換了幾個總統,也不見甚麼改變。

這可能也跟菲律賓人的樂天有很大的關係,容易遺忘悲傷,不會記得仇恨;政治人物的過錯、操守問題,下次選舉時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;記得某次在雜誌上,看到「全球幸福感指數調查」,菲律賓人奪世界之冠;訪談裡,有一戶五口之家,因為生活無繼,父親便去賣了一顆腎,得金台幣約十萬,雜誌寫道「全家歡天喜地」,立刻買了新電視機,新沙發;我實在搞不懂這個快樂在哪,因為我的腎臟跟電視機沙發比起來,還是貴的太多了!

我不禁想起紀錄片,wonder當經濟算不錯、要求完美、自殺率超高日本人,看見那部紀錄片時,看見窮的一無所有,卻還是有某種樂天的菲律賓人時,會有甚麼樣的省思。

其實出差時,我很少想起紀錄片和垃圾山的事情;也許就是因為菲律賓人天性樂觀的氣質(待續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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