凱文高先生，站在街角，吹奏他的薩克斯風；無視於來來往往的路人，無顧於這熙熙攘攘的世界。悠揚的曲調，尚在另條街的我也能聽到。
我與凱文高先生約定好，今晚，我們要在雙城街的英式酒吧一聚，喝點小酒。他說，自從失去視力，再也沒來過這兒，他很懷念以前下了班，就和三五朋友來這小酌，他更懷念學生時代，出來打工在小酒吧裡偷閒的下午；只是視力失去後，他的社交圈也變了，以前的朋友們，不知怎麼不再相聚了。
他很訝異我的赴約。赴約前的中午，他還特地打電話給我，確認留給他的號碼並不是假的。我可以猜想到，失去視力後，他可能失去了許多友誼，以及許多信任。
兩年前，需要些協助的他，透過朋友skype找我幫忙，我們因而相識；
他說一般人對於網路上認識的朋友多會有所顧忌，我怎麼如此放心呢。我笑著說，因為我實在是沒甚麼被騙的價值。
點了調酒、啤酒、薯條、德國豬腳，他說這兩年實在是不容易，但他很努力；他顧了一位工讀生，每周整理各類資訊，一方面他自己聽讀，另方面他希望藉由這樣，能讓他的三個小朋友繼續得著豐富的教育，少了視力的父親，要教育孩子要比一般父親費上更多工夫，如果無法親自督導孩子們寫功課，至少，他可以告訴孩子們許多故事，許多讓他們聽了之後，想要更了解這個世界的故事。而我覺得，他做的其實比許多明眼父親都要高明，都要用心。
他說，他不想將自己關在狹小的世界裡。他去旁聽了許多大學的課程，也去學了薩克斯風。他總是帶著墨鏡、棍子，無非是要大家知道他是視障人士，這樣行走，才不會危險，他很努力的接納、適應現在的自己。
三年前，他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師，生或過得穩當愉快；直到有陣子開始經常頭痛，情緒變得容易暴怒。去了醫院檢查，醫師告訴他，這是躁鬱症，要他好好接受藥物治療。但月復一月，病情毫無改善，他幾乎工作不下去，也弄得家庭關係充滿緊張。
凱文高先生不只一次懷疑這個診斷，但那身為副教授的醫師，總是拍拍胸脯說，他的診斷不可能有誤，叫他不必找別的醫師了。
隨著病情日趨嚴重，他不得已在別的醫院進行檢察，掃描的結果是腦瘤，他腦裡的瘤已嚴重壓迫到了視神經，危及到聽覺。緊急手術取出腦瘤後，他已經失去了雙眼視力，以及右耳聽力。
從他的言談裡，聽出來很難原諒最初那位獨斷獨行、延誤病情、奪去他彩色人生的醫師。這兩年來，他不斷的希望透過法律途徑，讓這位醫師受到教訓，同時，他也很努力的參與活動，呼籲醫界重視這類因為誤判造成的醫療糾紛。
他才三十六歲，這一切對他來說，都太年輕。
我只是不禁問著，這一切錯誤的源頭究竟是甚麼？是那位醫生？是醫療制度？是病人自己？
在台灣，看醫生有件怪異的事情，那就是病症的第一個診斷人不是醫師，而是病人自己。當一個病人要去醫院掛號時，他得自己先決定要掛哪一科。頭痛的病因就真的只是在頭，而腳痛的病因只是在腳麼？萬一掛錯呢？
被掛錯科的醫師，是否有能力找到病情的真因，或是說，他是否能有謙卑的態度，探詢真因而不被自己的專業誤導了呢？我寧相信大多數的醫師是可以的、願意的。
我有朋友在醫院從事醫護工作，他常看到對於同一個病人，不同科的醫生對於病因、治療方式有非常大的分歧，最後得由病人自己決定該用甚麼方式治療，這聽起來實在有點吊詭，醫生由於對自己的專業太有信心，以至於必須讓病人來決定是否接受醫師的自信。而人體，真的是能由一位醫師透徹了解的麼？
我偶爾會想到，若從管理的角度來說，是否，嚴重一點的病人不該等於一個"task"，而是一個"project"，他不該只由一人無力完成，而應該由一個小組進行專案管理，由幾個科的醫師一同組成，應該有team leader ，進行任務分配，進度管理，及解決意見分歧。就像IT業在規畫一個新產品一樣，由一個PM(project manager)統籌EE,ME,PA, CSD,QA, SCM來完成一件任務。為什麼不是由一個PM單獨完成呢？很簡單，因為沒人能厲害到可以一手包下一台筆記型電腦。電腦尚如此，更何況是更精密的人體呢？
凱文高先生聽了，認為這聽來很合理，但現實中，台灣的醫療管理制度已行之有年了，要改變醫界文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我想，這也許只是從病人及外行人的角度來看，在醫界的內部，一定有更深的理由，無法如此吧！
(待續)
我與凱文高先生約定好，今晚，我們要在雙城街的英式酒吧一聚，喝點小酒。他說，自從失去視力，再也沒來過這兒，他很懷念以前下了班，就和三五朋友來這小酌，他更懷念學生時代，出來打工在小酒吧裡偷閒的下午；只是視力失去後，他的社交圈也變了，以前的朋友們，不知怎麼不再相聚了。
他很訝異我的赴約。赴約前的中午，他還特地打電話給我，確認留給他的號碼並不是假的。我可以猜想到，失去視力後，他可能失去了許多友誼，以及許多信任。
兩年前，需要些協助的他，透過朋友skype找我幫忙，我們因而相識；
他說一般人對於網路上認識的朋友多會有所顧忌，我怎麼如此放心呢。我笑著說，因為我實在是沒甚麼被騙的價值。
點了調酒、啤酒、薯條、德國豬腳，他說這兩年實在是不容易，但他很努力；他顧了一位工讀生，每周整理各類資訊，一方面他自己聽讀，另方面他希望藉由這樣，能讓他的三個小朋友繼續得著豐富的教育，少了視力的父親，要教育孩子要比一般父親費上更多工夫，如果無法親自督導孩子們寫功課，至少，他可以告訴孩子們許多故事，許多讓他們聽了之後，想要更了解這個世界的故事。而我覺得，他做的其實比許多明眼父親都要高明，都要用心。
他說，他不想將自己關在狹小的世界裡。他去旁聽了許多大學的課程，也去學了薩克斯風。他總是帶著墨鏡、棍子，無非是要大家知道他是視障人士，這樣行走，才不會危險，他很努力的接納、適應現在的自己。
三年前，他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師，生或過得穩當愉快；直到有陣子開始經常頭痛，情緒變得容易暴怒。去了醫院檢查，醫師告訴他，這是躁鬱症，要他好好接受藥物治療。但月復一月，病情毫無改善，他幾乎工作不下去，也弄得家庭關係充滿緊張。
凱文高先生不只一次懷疑這個診斷，但那身為副教授的醫師，總是拍拍胸脯說，他的診斷不可能有誤，叫他不必找別的醫師了。
隨著病情日趨嚴重，他不得已在別的醫院進行檢察，掃描的結果是腦瘤，他腦裡的瘤已嚴重壓迫到了視神經，危及到聽覺。緊急手術取出腦瘤後，他已經失去了雙眼視力，以及右耳聽力。
從他的言談裡，聽出來很難原諒最初那位獨斷獨行、延誤病情、奪去他彩色人生的醫師。這兩年來，他不斷的希望透過法律途徑，讓這位醫師受到教訓，同時，他也很努力的參與活動，呼籲醫界重視這類因為誤判造成的醫療糾紛。
他才三十六歲，這一切對他來說，都太年輕。
我只是不禁問著，這一切錯誤的源頭究竟是甚麼？是那位醫生？是醫療制度？是病人自己？
在台灣，看醫生有件怪異的事情，那就是病症的第一個診斷人不是醫師，而是病人自己。當一個病人要去醫院掛號時，他得自己先決定要掛哪一科。頭痛的病因就真的只是在頭，而腳痛的病因只是在腳麼？萬一掛錯呢？
被掛錯科的醫師，是否有能力找到病情的真因，或是說，他是否能有謙卑的態度，探詢真因而不被自己的專業誤導了呢？我寧相信大多數的醫師是可以的、願意的。
我有朋友在醫院從事醫護工作，他常看到對於同一個病人，不同科的醫生對於病因、治療方式有非常大的分歧，最後得由病人自己決定該用甚麼方式治療，這聽起來實在有點吊詭，醫生由於對自己的專業太有信心，以至於必須讓病人來決定是否接受醫師的自信。而人體，真的是能由一位醫師透徹了解的麼？
我偶爾會想到，若從管理的角度來說，是否，嚴重一點的病人不該等於一個"task"，而是一個"project"，他不該只由一人無力完成，而應該由一個小組進行專案管理，由幾個科的醫師一同組成，應該有team leader ，進行任務分配，進度管理，及解決意見分歧。就像IT業在規畫一個新產品一樣，由一個PM(project manager)統籌EE,ME,PA, CSD,QA, SCM來完成一件任務。為什麼不是由一個PM單獨完成呢？很簡單，因為沒人能厲害到可以一手包下一台筆記型電腦。電腦尚如此，更何況是更精密的人體呢？
凱文高先生聽了，認為這聽來很合理，但現實中，台灣的醫療管理制度已行之有年了，要改變醫界文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我想，這也許只是從病人及外行人的角度來看，在醫界的內部，一定有更深的理由，無法如此吧！
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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